中国互联网以严格的内容审查和管控著称，但与此同时，在与内容生产无关的领域，它又是一个极少监管和公众监督的资本乐园，处于欧美国家无法想像的放任状态。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搜索引擎。1月22日，我在自己的公号“新闻实验室”上发表了《搜索引擎百度已死》一文，指出百度最近半年的荒谬做法：将自家的自媒体平台“百家号”赋予极高的权重，几乎占满了绝大部分搜索结果的前两页。也就是说，百度几乎变成了百家号的站内搜索，搜索全都被围困在了百度站内，而不是通向互联网上的其他网站。

假设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如果谷歌做了个“谷家号”，然后把搜索结果都导向“谷家号”，那么一定会是巨大的丑闻，首席执行官（CEO）一定会被请到国会的听证会上，整个社会也一定会掀起抵制谷歌的运动。

如果谷歌是在欧洲市场做这样的事情，那更是会引发欧盟的铁腕监管。2017年，谷歌因为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呈现了自家的比价服务，就被欧盟罚款24亿欧元之巨。如果在欧洲市场做“谷家号”，恐怕会被罚到破产。

然而神奇的是，在一个以监管闻名的国度，做这样的事情却无需付出任何代价。

百度现象折射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现状：在不应干涉的领域强力管控，在最应监管的地方却非常放任。

这种放任也造成了中国互联网的各种恶劣生态。最突出的就是各大互联网巨头为了将流量留在自己的产品里，采取分封割据的做法，建起自己的“围墙花园”（walled garden），封杀竞争对手的产品，将“互联网”变成“不联网”。

在微信里，你无法分享抖音的短视频，无法打开淘宝链接；在微博里，你提及“微信”两个字就会被降权，也就是说这条信息会被更少人看到；在百度里，你搜索不到淘宝、微信、今日头条的内容；在今日头条里，也基本上不可能有链接让你跳到头条之外的网站。

虽然“围墙花园”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围墙花园有中国的程度这么高。你很难想象在Google上搜索不到亚马逊的产品，在Facebook上不能分享YouTube的视频。当信息的流动被斩断，信息也就如同死水一般，会很容易腐臭，滋生出更多的假新闻、标题党等劣质信息——当然，也更有利于信息管制，只要盯住了几家互联网巨头，就控制住了大部分的信息。

中国互联网的另一种典型的恶劣生态，就是近年来所谓的“用户下沉”过程中低质内容、产品和服务的泛滥。

移动互联网在中国的持续普及，使得更多中老年、农村地区、中低收入群体的用户加入网民群体。他们的数量巨大，网络素养不高，本应有更多企业为他们融入网络生活提供帮助，但实际上的情况却是，他们成为各家互联网公司眼中的“收割”对象。各大公司朝他们投喂低劣的内容，并辩称“是他们喜欢这些低端内容”。其实，他们并不是喜欢被假新闻欺骗，并不是喜欢迷失在广告中，他们只是没有办法抵抗。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已经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中国社会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互联网公司“收割”用户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老人、穷人、农村人、受教育水平低的人，成为互联网公司一拥而上收割的对象。百家号上形形色色的营销号所针对的受众，也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这些“低端”人群。

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所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似乎只包括履行政治审查的义务，不包括其它。因此，建围墙花园、封杀竞争对手、利用垄断地位进行不正当竞争、批量生产低质内容、收割低端用户，这些有违商业道德的做法，在中国似乎都被默许。而这些行为带来的后果，则是整个社会信息环境的持续恶化，是越来越多年轻人难于接触到外面世界，和总是被虚假信息误导的中老年人。

此文系BBC中文特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方可成撰写的独立分析文章，不代表BBC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