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以效益主义的集大成者而闻名于世。而他的《论自由》亦是自由主义发展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
密尔的自由不同于自然法理论，而更像是一种效益主义下的契约。后者把权利当作天经地义的前提，由此来推导出正义、法律、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密尔则把权利归于他的最大幸福原理，即总体效益，强调个人思想和创造性、经济和政治活动的自由，主要依据正在于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总体效益达到最大值。反之，扼杀自由的最大代价是全社会的平庸、懒惰，缺少真知灼见和决策的合理性，最终导致总体效益的巨大损失。
密尔第一次赋予了自由主义完整而全面的理论形式，为自由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并以充沛的激情与清晰的逻辑对个人自由的理想作出强有力的辩护。
“从长远来看，国家的价值，归根结底还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个人的价值；一个国家为了在各项具体事务中使管理更加得心应手，或为了从这种具体实践中获取更多类似技能，而把国民智力拓展和精神提升的利益放在一旁；一个国家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为它手中更为驯服的工具，哪怕是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终将会发现，弱小的国民毕竟不能成就任何伟业；它为了达到机器的完善而不惜牺牲一切，到头来却将一无所获，因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为了机器更加顺利地运转而宁可扼杀掉了。”
密尔对经济学的态度同样属于自由学派(按现在的话讲应该叫自由放任学派)，在当年来说这应该算很前卫的思想，大体上也没什么不对。不过在经历了美国大萧条的失败教训之后，经济学界逐渐意识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以及“利益动机”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的全部问题，只强调竞争，而无视合作的经济政策是没有前途的。今天经济学界主流一般认为国家需要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之上进行适当的管控，各国政府也正是这么做的。（哈耶克、佛利民、米塞斯表示不服，无视他们就好。）
多元文化，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原则之所以重要，即在于没有谁是绝对正确或完全正确的。
从天圆地方到地球是圆的，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牛顿经典力学的绝对时空观到爱因斯的相对论坦再到量子力学，从原子到基本粒子。
虽然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更新和完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然而这个世界到底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基本规律是怎样的，科学家们迄今并没有搞清楚。我们甚至不能确定我们不是活在一个MATRIX里面的“缸中之脑”，在这种情况下说我们掌握了什么“永恒真理”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若没有对不同声音和意见的基本包容，“真理”就只会被扼杀在摇篮之中，牛顿和爱因斯坦势必只能和布鲁诺一样被视为异端送上火刑架。我们便只能守着前人的教条原地踏步，思想停滞不前，科学也就不可能进步。
最后就用观海同志在越南演讲的经典段落来结束吧：
“在全球经济中，投资和贸易流向法制之地，因为没有人愿意通过行贿来做生意。人们不会愿意到不知道会受到何种待遇的地方去做生意或上学。在这个知识社会，工作机会总是流向那些人们可以自由思考、交换看法并且创新的地方。真正的经济伙伴关系不只是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那里获得资源，而是去投资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那就是我们的人民、他们的技能和才能，不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小乡村。
当人们享有自由表达和言论自由时，当人们可以交换想法，能够不受限制地上网和登录社 交媒体时，经济繁荣所需要的创新就有了动力。新的想法就是这样诞生的。脸书就是这样开始的，一些最了不起的公司就是这样起步的，都是因为一个人有个新想法。他们能够分享共享这个想法。当新闻自由得到保障，记者和博客写手能够揭露不公正和滥用权力的情况，就实现了官员问责并建立起公众对制度有效性的信心。当候选人能够自由参加竞选，选民能够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国家将更加稳定，因为选民们知道有人听取他们的声音，知道和平变革是可能的。这将带领更多人进入这个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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