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去年3月15日时我便首次发布了关于德川庆喜的文章。如今时隔一年，回头审视当时的文章深感不足，于是查漏补缺，反复校对后便有了这篇精修版的新文章。可能有点长，约有2万字，适合在闲暇时刻慢慢品读。如果能耐心的读完，相信你一定会对德川庆喜这一历史人物的了解更加立体，对你的认识有所帮助。

谈到德川庆喜，对于这个著名的末代幕府将军，日史爱好者中几乎皆闻其名。但众人普遍对他认识不充分，且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先入为主的偏见。甚至是幕末史爱好者中，也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

他导致了的幕府的终结吗？

他为什么要抛弃军队独自回江户？

他是优柔寡断者吗？

他是不折不扣守旧派吗？

他是锁国论者和传统幕藩体制的维系者吗？

列举的只是关于德川庆喜争议中的一部分，为什么会有上述问题？除了因为国内的资料不全、相关纪录片较少，使大众对他的了解少之又少之外，现有的资料还深受萨长史观的影响，被明治政府合法性论所遮蔽。我想通过这篇文章，给出不同的视角，还原真正的德川庆喜。让更多人对他有更充足的认识，并且能够独立思考，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人物，给出属于自己的评价。

我将分为几个部分入手简要谈谈这一历史人物。为详略得当，本文重在对德川庆喜行为上的分析，对人物经历采用概述。如遇不了解的内容可以查阅资料，或评论区留言询问。

一．出身

德川庆喜出生于德川御三家之一的水户家，初代将军德川家康第十子德川赖房的第十代子孙，在众多兄弟中排行第七，幼称“七郎麿”。

从他的亲缘关系上来看：

其父亲为德川齐昭，常陆国水户藩的第九代藩主，御三家之一。幕末时期水户学的核心人物，设弘道馆为藩校，因而水户藩成为尊王志士极为向往、拜师求学的地方。包括后来“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也曾受遣前往水户藩拜访藤田东湖求学。

母亲为登美宫吉子女王，齐昭的正室。皇室出身，有栖川宫织仁亲王第12女。与皇室的血缘密切，往上推及3代便是灵元天皇，身份显赫。

从他的人际关系上来看：

第十二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庆甚爱七郎麿，于是在一桥家当主德川昌丸过世后，且自身四子德川家定体弱的情况下，毅然力排众议，说服德川齐昭将七郎麿过继到有资格继承将军之位的一桥家，意在为七郎麿成人之后立他做将军铺路。七郎麿11岁时，即1847年10月5日,登江户城谒见德川家庆。12月1日,易服行礼,受赐家庆的“庆”字,更名为一桥庆喜，正式继承一桥家当主之位。

和宫亲子内亲王是孝明天皇统仁之妹，明治天皇是其侄子。后与德川家茂结为夫妻，而庆喜作为家茂的养子，从这一层次上来说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是明治天皇睦仁之兄。

庆喜自幼深受其父和水户藩内有识之士的重视，意欲培养为具有豪侠气概、独当一面的人才。由此，尊王攘夷论经典著作《新论》一书的作者会泽正志斋、藩校“弘道馆”的主任教授、史局“彰考馆”的总裁青山延光、号称德川齐昭左膀右臂的“水户两田”之一的藤田东湖等一众贤良，与庆喜既是臣下与少主的关系，亦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综合他的亲属和社会关系，不难发现，德川庆喜出生于一个声名显赫的家庭，其父是在武家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其母代表着高贵的皇族。而当时不论是手握重权的幕府将军，还是在野的有识之士，或是开国派、尊攘派志士，都察觉到了德川庆喜这个耀眼的存在。

年少时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后来步入政坛时，不论友人还是政敌都会对他敬畏三分。轻易得罪德川庆喜，则很容易招致来自幕府、朝廷、开国派、攘夷派、佐幕派、尊王派这些本身还对立着的势力的一致敌视；同时也由于他太过耀眼以至于无数政敌都在暗地里想法设法的要置他于死地。似乎德川庆喜生来就处在幕末斗争的漩涡中心，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笔墨。

二．谋略

常有人言“庆喜不懂政治”、“胸无大志，愚笨无知”等等，这一言论大多出自对其事迹的不知情而妄言，或是仅凭庆喜本人漠视政事便臆断如此。事实上，德川庆喜的政治手段颇为高明，战略眼光也远于常人。以下三个例子便可见一斑：

1.幕末时期进入60年代后，幕府对朝廷动向感到不安，朝廷对京都治安十分担忧，京都平静的外表下实则暗流涌动。因而幕府于1862年（文久2年）特设京都守护职，用于重建幕府威信及恢复治安。担任此职的人起初无定论，各藩大名均以财政、兵力问题推辞。而最终选定由会津藩的松平容保于文久2年闰8月1日（公元1862年9月24日）上任。当会津军队抵达京都后，军容严整军纪严明给京都人民留下深刻印象，治安问题随即得到解决。深受孝明天皇盛赞，赐予御衣，为江户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最高格的表彰。随后又因驱逐长州乱党再受天皇赐予宸翰（感谢信）和御制（和歌），深得朝廷的倚重和幕府的信任。此前，在京都守护职无人愿接任时，由幕府将军任命松平容保担任此职，而实际上此命令是由时任将军后见职的德川庆喜所发布。松平容保对于德川庆喜要求其就任京都守护请求的态度，起初和藩内的反对论调相同，因而再三拒绝；幕阁内其他成员也无法说服容保，似乎无人可以任命大名担任“京都守护职”这个烫手山芋。而德川庆喜巧妙引证会津藩祖保科正之所留祖训，土津公（即保科正之过世后化为的土津神灵）御家训：“一 大君之义 需一心侍奉主君极尽忠义 不可以列国之例 自行处决国中之事 （为将军家尽忠乃第一要事，切不可效仿其他藩国行径）倘若怀有二心 便非我子孙 众人切不可遵从其命”。松平容保因祖训而不能拒绝幕府将军的要求，只得同意立即出兵上洛，为后世留下一段会津藩舍生忘死的忠义之事。若非庆喜此计，恐怕难有人能劝服怀有二心的大名上洛护卫，京都守护一职也将不了了之。由此可见庆喜的识人眼光独到、用人策略巧妙。

2.始于1866年（庆应2年）6月7日的第二次征长战争开始不久后幕府方便遭受惨重损失，在主战者德川家茂病死的情况下，幕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继续作战只会徒增伤亡、更多的藩停止为幕府出兵则使战况更加恶化，若是草草停战不仅不会得到长州藩的同意，还会使幕府的权威一落千丈。危难之中，9月29日德川庆喜通过暗中操纵朝廷，借天皇名义颁发令长州藩单方面退兵的敕命，以“如无视敕命便成为朝敌”来要挟长州藩，最终长州藩虽然取胜却也只得撤兵而无法继续扩大战果，并需为过世的将军家茂致意。而幕府方在长州军队撤出战场后并未宣布撤兵，直到1867年1月30日孝明天皇过世才以此为名向全国宣布撤兵令，虽然作战失败却以名正言顺的方式终战。长州藩君臣上下尽管在军事上取胜却败于庆喜的政治手段，军心有所动摇。正如清法战争中清军胜而终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法国不胜而胜。庆喜此举尽最大努力挽救了幕府本已见底的实力和残存的威望，以停战换取了喘息的机会。若是任由家茂一类的主战派继续在战争的泥潭里翻滚，暗中援助长州藩的萨摩藩将表面化与幕府作战，观望战局的佐贺、安艺、宇和岛等藩亦会加入讨幕的行列，原本支持幕府的西南诸藩也不免倒戈，大有鸟羽伏见之战时众藩背叛幕府之势。不难想象第二次征长战争迟迟得不到收尾便会演变为倒幕战争，江户幕府的灭亡将提前一年。

3.1867年9月,萨、长两藩签署了共同出兵盟约，随后安艺藩也加入进来。10月14日清晨,岩仓具视以天皇的名义向萨、长两藩下达了“殄戮贼臣庆喜”的“讨幕密诏”。德川庆喜觉察到倒幕派的企图,先发制人,于同一天上奏朝廷,请求将政权“奉还”给天皇。翌日,朝廷批准了庆喜的请求。倒幕派得知这一消息后,不由得捶胸顿足。德川庆喜的“大政奉还”使他们失去了举兵的借口。这时的形势一片混乱,各种臆测纷飞,诸大名多采取观望的态度。随即幕府老中松平乘谟等旧幕府高层开始在京都集结军队,以武力继续维持政权。庆喜的这一手段便是以退为进，得知倒幕藩以接管政权为借口举兵，便自动将政权让出，消除了倒幕派发兵讨幕的正当性。而对于以武力把控政局的旧幕府是没有造成实际上的损失，不仅如此，按照以土佐藩主山内丰信为主导的保幕派（公武合体派）的计划，决定让德川庆喜也加入到新政府之中，并担任 “大名会议”的议长一职来掌握实权。 如果实现，德川庆喜可谓是脱下幕府的旧袍，换上新政府的外衣，继续延续德川家对日本的统治，倒幕派将面临大危机。并且在大政奉还之后旧幕府方继续以“幕府（即日本）”的名义在大阪会见英、美、法、荷、意、普六国使节，甚至朝廷为防止洋人造访京都而依旧委任德川庆喜继续以日本代表的身份处理兵库开港、关税贸易等外交事务。德川庆喜大政奉还的手段从表面上来看是使幕府制度走向消亡，而实际上是肯定了德川庆喜及德川家势力的合理地位。使戊辰战争伊始，国际上普遍采取局外中立的态度，并未承认天皇及新政府在名分上高于他们所宣扬的“幕府朝敌”。

通过这几个典型的例子可以发现，庆喜在谋略上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审时度势，以巧妙的方式做到常人所不能做到之事，并让常人做本不会做之事，以达到出乎他人意料的目的。而非沿用此前幕府常为达到目的而以武力胁迫的方式，是标准的以柔克刚的手段。如与第十四代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相比，不难看出家茂发号施令的方式直来直去且过于强硬，在幕府实力大不如前的幕末时代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果，反而是看似政治上唯唯诺诺的德川庆喜总能取得丰硕的成就，为挽救幕府和改革国家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当时的倒幕派人士都承认德川庆喜性格刚毅, 富有才干，城府深沉，锋芒不露。如被誉为明治功臣的朝廷中倒幕派公卿的核心人物岩仓具视曾在其书信中写道: “观今将军庆喜之举止，可谓果断、勇敢，且志望不小, 乃一决不可轻视之劲敌。” 被誉为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在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后也说： “今，关东政令一新，兵马之制亦颇可观，一桥之胆略决不可侮。若今失去挽回朝政之机，使幕府先发制人，则实如家康之再生。”

但至于说德川庆喜的军事指挥才能如何，这一点上我是认为水平一般。毕竟德川庆喜不是专业的军事家，也没有接受过军事方面的训练。他在军事上的表现多是在登用将领、改革制度等这些与政治紧密接合的部分，而不在于具体的作战部署和前线指挥一类。有不少并不懂军事的政治家往往想在自身并不了解的领域展现一下才能而肆意干涉指挥作战，班门弄斧的行为不仅为将领们造成麻烦，也招致了不必要的损失。

上面的部分讲到了庆喜的出身和谋略，很多人会有疑问：“既然他的出身高贵，谋略如此出众，为什么却在鸟羽伏见之战中一败涂地呢？”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德川庆喜基于其谋略所作决策，分析具体事例来详细地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三．决策

德川庆喜被称为“二心殿下”，是说他常常会改变本已定好的主意，仿佛有两个心一样。最具代表的两个例子便是第二次征长战争时庆喜受孝明天皇赐予节刀，先鼓舞将士誓死讨伐长州，随即便派遣胜海舟与长州藩议和；鸟羽伏见之战受挫后也在大阪城内向众将士表现出奋战到底的决心，但随即乘坐军舰返回江户，使士气大减。通常的观点认为这是德川庆喜多疑的性格导致了行为上的举棋不定。也有人据此推断他是一个懦弱怕事的人，遇到一些小状况便谋求自保。然而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非也，德川庆喜非但不是一个懦夫，而且相当有勇有谋，行动起来雷厉风行。何以见得？

1864年8月20日（元治元年7月19日），长州藩军队趁着夜色，沿嵯峨、天王山、伏见三个方向秘密向京都逼近。此时众兵士皆处于困顿状态，包括庆喜在内的一些将领也正在酣睡之中。而当庆喜的近侍 原市之进 来报长州军队已近时，德川庆喜迅速穿上整齐的衣冠束带，纵身上马，立即进入皇宫内拜见天皇汇报战况，并获得了讨伐长州藩的敕命。随即又马不停蹄地赶往中立卖御门对面的菊亭卿府，在此地脱下官服，换上由侍从运来的甲胄军装，“内套紫色渐染的护胸,外披绣有白底黑绒葵形家徽的披肩，腰佩饰有黄金熊毛鞘的太刀，头戴缠上紫色花纹巾的黑漆笠。”配上手中的金色令旗，俨然一副威风凛凛的大将姿态。从公卿门策马奔向蛤御门，一路上遇到的旁人皆为之惊叹。他马前竖着银色的马标，亲自率领以原市之进为首的近侍十人、炮队数十人、讲武所的小枪队五十人、别手组百人、步兵队百人，游击队一百五十人、以及杂兵二百人，前往蛤御门，鼓舞将士并指挥军队扼守长州藩进兵要道，使长州军队未能突入。在庆喜的决断下，经过激战，长州军当日便被幕府联军击溃。近来影视作品中常常强调与长州藩搏杀的会津藩和以大炮还击的萨摩藩，而忽视了幕府的作用，实为因小失大。

在1865年五国联合舰队闯入大阪湾的事件当中，列强比1853年黑船事件的态度更为强硬。由于先前幕府虽然与列国分别签订了通商条约，但实际执行中贸易仍严重受阻，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效果。西方国家认为阻碍与日本开国的正是以天皇为首的朝廷，于是故意选择更接近京都的位置交涉，成功的对朝廷予以了极大的威慑。英、美、法、荷、俄五国强迫日本开放兵库港口，实现全面通商。然而负责与西方列强交涉的仍然是幕府，列强威胁如不能通商便武力进攻京都；同时朝廷态度坚决攘夷锁国，不允许幕府与列强签订任何条约，否则就会如井伊直弼一样身死后还落得“违背朝廷”之名，加深幕朝对立。更有甚会被蠢蠢欲动的西南强藩以此为由发动倒幕内战。此时幕府本身虽然希望开港却有心无力，被夹在列强与朝廷之间，前有狼后有虎，稍有不慎便会导致幕府的垮台甚至是日本的危亡。在这样的困境中德川庆喜被委以重任与朝廷、幕府、列强三方斡旋，通过先向朝廷表示攘夷的态度获取了孝明天皇的信任，逐步扫清天皇身边的倒幕派公卿；随后德川庆喜再在列强下达最后通牒时召开御前会议，提议先开国后攘夷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案，并将不通商的严重后果明示朝廷的众公卿，且破格要求诸藩藩士列席会议表态，对反对者不厌其烦的陈述利弊直到公卿和藩士们多数赞成庆喜的提案，直到表决通过；最后在形式逆转后以死逼迫孝明天皇亲自下达开港敕命，使朝廷不得不同意幕府的开国方案，取得令朝廷、幕府、列强都赞成的结果，化解了三方危机。

这样看来，德川庆喜的有勇有谋似乎又会与他在鸟羽伏见的战场上“临阵脱逃”十分矛盾，实则不然。首先，在鸟羽伏见之战前，德川庆喜并未做出开战的准备，理由如下：

1. 幕府联军兵力为一万五千人，兵力上和地理位置上占有主动权，不论是包围还是城外对峙，都是绰绰有余的。而幕府联军在德川庆喜的指挥下向京都行军的路线仅为两条，分别向鸟羽、伏见方向进发。

2. 幕府方的行军队伍为长阵列，并不适合作战。且理应重点保护的炮兵也走在队伍的前列。事实上，鸟羽伏见之战伊始便是萨摩藩的炮兵向幕府的炮兵队伍射击，并首发命中。

3. 幕府的部队虽然携带着枪支和大炮，但实际上子弹并未上膛，士兵随身携带的弹药数量也非常有限。将领多身着礼服式的甲胄。行军速度缓慢。

4. 虽然德川庆喜命大军进京，但先锋部队只有大目付泷川具举率领的由京都町奉行组成的七八十人的队伍，甚至不带武装。仅穿着护腿，手持短枪，一行人总共只有五把步枪。

5. 当泷川一队来到上鸟羽时，萨摩军正自东寺而下，双方在石桥附近相遇。萨摩军固执地加以阻止行进，泷川决定暂时在附近一户主人姓村冈的农家院子里休息，给萨摩藩方询问朝廷旨意的时间。因为在来之前，庆喜曾多次叮嘱要他尽量避免冲突。泷川认为自己是来商议交接国家权力的，朝廷自然会批准队伍通过。但随即遭到了萨长的包围，并以大炮对准了院子，引发了战端。

那么德川庆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利于己方的决定呢？为什么率领军队而未做开战的准备呢？从上文不难看出，德川庆喜并没有打算以武力攻入京都，而是让军队以阅兵式的阵容通过大道，希望萨长的军队看到兵力众多的幕府联军自然让路，从而不伤一兵一卒的和平进入京都御所。谒见从未拜见过的明治天皇，向朝廷请愿，从而解决自小御所会议后双方由误会产生的冲突。德川庆喜深知，如果决意以武力攻破萨长的军队而进入京都，下场将会和禁门之变时的长州一样沦为朝敌。何况当年京都的朝廷内大有支持长州藩的公卿，而此时天皇和朝廷更是被萨长牢牢地掌控住，朝廷内没有人为旧幕府发言，德川庆喜在名分上十分被动。若不率领军队，或仅率领少量部队前往皇宫，则极容易被扣押为人质，甚至结合西乡隆盛在小御所会议时的行为来看（西乡隆盛指示手下若会议不利于己方则当场斩杀反对派），庆喜可能会在成为人质之前就被激进的萨摩藩士杀死。两难之下，为了赶在朝廷宣判旧幕府为“朝敌”之前谒见新皇，德川庆喜不得不谨慎的、以缓和的速度向皇宫行军，不能带有一丝杀气，以免让众人误以为幕府军是来攻打皇宫，惊动年幼的天子使他慌乱中下达讨伐敕命。这样的难度远高于以武力取得京都，就像一名谈判员身上不携带任何武器走向一手持枪一手挟持人质的歹徒一样。歹徒是否会对毫无防备的谈判员突然开火，这正是德川庆喜所做的赌注。

反观萨长一方：

1. 12月底由萨摩藩指使的浪人强盗几乎每天都会闯入江户的富商家中，声称“筹措政府用资”随意斩杀家中之人。负责保卫江户城的庄内藩群情激愤，而萨摩藩故意将大本营即三田的萨摩藩邸暴露给藩兵，庄内的士兵忍无可忍便联合吉田、壬生等诸藩动火攻，将浪人强盗一举歼灭，从而引起了战端。萨摩藩希望借此激怒幕府，逼其抵抗，使其率先开战蒙上贼军之名；此外，通过在双方之间制造事端，令萨摩藩内的稳健派下定讨幕决心。

2. 然而旧幕府军在德川庆喜的授意下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且无动武之意，并未就此宣战，也未留下给萨长开战的口实。急于武力倒幕，唯恐生变的萨摩藩终于按捺不住，以“未接到上司命令，纵是奉旨进京也不得通过”的理由强行拦截了前去交涉的幕府方人员，并率先开炮轰击幕府军队。

3. 当萨摩的枪炮声不由分说地在鸟羽口打响时，伏见口尚未开战。自伏见道前来的除了会津的武士，还有众多幕府的旗本。当这些人来到伏见的京桥时，同样遭到了萨、长、土三藩士兵的强行阻拦。随后众人皆听到鸟羽口的枪炮声，如此一来便不得不进入战斗状态。

4. 在双方交战的同时，大久保一藏（利通）将讨幕一事提到朝议之中，并即刻任命仁和寺亲王（嘉彰亲王，后来的小松宫彰仁亲王）为征讨大将军，举起了早已备好的伪锦旗。

萨长倒幕的整个过程流畅得令人惊叹。从这点即可清楚地看出绝对不能开战的一方与无论如何都要挑起战端的一方在准备上的差距。被严厉告诫不可开战的军队又如何能够战胜无论如何都要令对手蒙上贼名而情绪高涨的军队呢？况且，对方还举起伪造的传说中的御之锦旗，高呼：“我は官军わが敌は（吾乃官军敌为贼）！”士气高低自然大有不同。

后来西乡隆盛对当时的战争作出了如此评价：“大军自大阪进京，沿淀川汇于一道，着实无谋。倘若幕军分兵多路，我等终究防不胜防。”

以结果来看，德川庆喜是被萨长推上开战一途的。尽管首战受挫，但这并不意味着幕府军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从战斗结束后统计的伤亡百分比来分析，保守估算幕府联军一万五千兵力伤亡约890人，占比5.9%，萨长五千士兵伤亡约320人，占比6.4%，幕府方并不逊于萨长，甚至还小胜一筹。虽然有部分军官士兵逃离战场，但没有酿成大溃败，阵线基本稳定，且多次组织了有效反击。且当时幕府军是遭到了突袭而紧急应战，一旦幕府的军队经过前几日的作战而逐渐进入战斗状态，坚定战斗意志、展开攻势后，以庞大且精锐的兵力取得最终的胜利并非难事，不论诸藩是否倒戈对此影响都不是很大。而幕府军并未取胜，原因在于一方面德川庆喜深受水户学影响，面对锦旗作战则会成为贼军，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萨长不按套路出牌，不论是荒唐的“被向朝廷”开战还是锦旗的出现，都远超庆喜意料。除此之外的另一方面，德川庆喜还有着不得不维持和平局势的理由，这一点会在下文中详细介绍。

最终，德川庆喜未料到战事竟会如此发展，顾不得在一片失控的局面中安排撤兵事宜，只得率领亲信，即幕府联军的重要指挥官乘船返回江户。意在申明开战乃是兵士激愤所为，旧幕府将领与开战决议无关，希望能身处江户使自己置身事外，免于朝敌的罪名，以期如禁门之变后的长州那样东山再起。而兵士得知主将逃离后自然会撤退，这是庆喜此举的弦外之音。

德川庆喜自始至终也不想与朝廷为敌，要他痛下决心破弃行为准则一般的“尊王观念”与朝廷决战，其难度不亚于让灯塔国政府改行共产主义、让苏维埃接受法西斯。因此在战役之后，我们看到了德川庆喜经过一番与自身的内心斗争、对身旁的近臣劝说，最终选择了向朝廷绝对恭顺，接受处罚，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的佳话，自身也前往上野宽永寺蛰居，从此不问政事。

四．成果

德川庆喜选择了绝对恭顺，实现了江户无血开城，将幕府财产、军力移交至新政府，看似无奈之举，彻头彻尾的失败，实则不然。且不说幕府尚有余力决一死战，尤其是以幕府的中心江户城为主战场，军士捍卫故土之心足以重创新政府军，胜负尚不可知。假设当时德川庆喜果真接受法国第二任驻日公使莱昂·罗修斯（LéonRoches）以法国为后盾的提议,与英国支持的萨、长决战到底,日本将会两分天下、国力大减，国内冲突最终会演变为英、法两国的代理战争,国家面临分裂的危险，甚至于在近代化的浪潮中再无翻身之日。

而以“王政复古”的方式实现政权的和平移交,不仅避免了大规模战争所造成的流血冲突，还使社会进步因素积累过程顺利延续，使明治政府得以有效地利用幕府时代取得的成果，旧幕府的部分重臣在新政府中受到重用，也缓解了社会急剧变革中新旧势力的尖锐矛盾与冲突。因此不得不说，德川庆喜的此举是舍弃了幕府旧制，而换取了国家的未来，这是当时所能做的最好的选择。此时我们已不能纯粹的以军事角度评判胜负，而要意识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庆喜的政治举措最终从内战的悬崖边上挽回了日本。有人说，德川庆喜是明治维新最大的功臣，这样看来实不为过。

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历史人物的决策时如果用今人的视角和水准评判古人，是盲目片面、绝对不可取的。因为我们以后人的视角去审视历史人物时，我们已经知道了事件的结果，知晓如何去做才是最优解，明白历史人物所做的举措意味着什么，然而对于我们而言的“历史”是他们的“未来”，就如同你不能完全预测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一样他们也不能；并且我们还有充分的信息渠道知晓各方人物的想法、实力、身处何方，如同将某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像画卷一样铺平展开一览无余，而历史人物则没有这么充分的信息来源，对于他们而言所处的环境就如同黑雾之中可见的只有以自己中心的狭小区域，在发生一个重大事件时他们不会全知全能的知晓具体有谁会参与其中，以及参与者的心理活动和具体立场。只能靠探听和推测相结合，摸着石头过河；同时今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所接受的教育、社会环境带来的改变导致的思想上的变化都与古人迥异，以当今的道德去评判古人的道德是历史虚无主义，忽略了历史局限性。

不论挽救幕府还是江户开城，德川庆喜的决策或许无法称之为最佳方案，也不能满足不同立场的人的观点和审美，但对于当时的他和幕阁而言已经是相对满意的方案。多年以后的德川庆喜和旧幕臣看着明治维新下正处于上升期的日本，在回忆录中表示没有过多遗憾，也不后悔当时的决定，至少对于他们而言，一些人眼中的“失败”已经是“解脱”了。

上文讲到了德川庆喜的决策及成果，简要的解释了庆喜指挥下的旧幕府军在兵力和装备上整体优于萨长新政府却仍然在鸟羽伏见之战中失败的原因，也分析了德川庆喜的最终收获的成果。戊辰战争中的其他战役在此暂且不讲，后面我会出专门的文章及视频做讲解。下面我们再深入的了解一下德川庆喜，探讨一下他的决策动机，并且解释上文中所提到的“德川庆喜不得不维持和平局势”的原因。

五．德川庆喜猜想（个人研究观点）：

纵观德川庆喜的生平，除了上文已经讲到的以外，似乎仍然有许多令人不解的地方，前人对此研究也未有定论。在此我将根据现有史料，提出一些先前的研究者所未设想过的观点，通过合理假设以解释德川庆喜的行为，以填补历史的空缺。由于尚有许多内容未得到完整考证，此观点也未获得一致认同，因此请以审慎的态度来观看。特此声明，子姑听之。

1. 无野心的当权者

众所周知德川庆喜是末代幕府将军，而少有人知道他不是自愿继承，而是被推选上去的。

少年时期便是放荡不羁的贵公子，不愿意学习政治，令其父甚感担忧。一桥派与南纪派争论第十四代将军继承人时，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斗争，包括后来井伊直弼发起的“安政大狱”也是为了打击和报复一桥派，而一桥庆喜本人却漠不关心，仿佛一桥派争斗的中心不是他本人一样。在德川家茂过世后，德川宗族里很难有血缘密切且能担负重任的人继位，不论是家族内如松平庆永、松平容保，还是其他大名如伊达宗城、山内丰信等人如何劝说，德川庆喜就是反复推辞继承德川宗家和拒绝继任幕府将军之位。后来在百般劝说下德川庆喜同意继承宗家，却依旧不肯出任幕府将军，甚至于曾言将军之位便可废除。后来朝廷不得不以天皇的名义任命，在提出改革弊政的条件得以满足后，终于在1866年12月5日就任，至此幕府将军已虚位3个月之久。

面对王政复古，朝廷要求辞官纳地，庆喜的态度是爽快的，对官职没有丝毫留恋。而他所迟迟没有接受的原因是如果将幕府近三百万石的地交还出去，养活庞大的旗本、御家人体系将成为严重的问题，若旧体系中庞大的成员突然失去生计，将很容易引发动乱。此时的庆喜没有谋求私利，而是为部下的生计担忧。反之萨长的态度异常坚决，似乎将幕府的土地视为庆喜私人财物一样，丝毫没有顾忌交还土地后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大政奉还前后，由近臣西周等人提出仿照西方国家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制建设统一的“公议政体”，他们提议政府首脑由现行制度中的幕府将军担任，言下之意便是希望让德川庆喜出任。对于三权分立后的首脑（将军）是否沿用家族继承这一部分做了模糊处理。而德川庆喜在阅读《议题草案》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不仅认为家族继承制不利于新的政府体系，还明确表示首脑可以不由自己担任。

江户无血开城后，庆喜坦然接受惩罚，从此放弃了一切资产与政治权利。当蛰居解除后有人提出可以复出新政府时，庆喜拒绝了。同时对旧部尽量避之不见。反而是投入摄影、狩猎、民谣歌曲研究等生活兴趣之中，并专注于这些工作，甚少理会政治。德川庆喜在余生中似乎实现了他在青年时期期望的疏远官场、平静生活的夙愿了。

庆喜的一生对名利看得如此淡薄，对官场斗争如此厌恶，有担负重任的能力却不愿意展现。以至于他国臣子担心君主野心膨胀为害天下，而庆喜臣下则担忧他毫无野心不能泽被四方。

2. 保守阵营中的开明之人

世界近代史上亚非拉地区落后于时代的国家实行近代化改革多以失败告终，或许一时间卓有成效，却终要遭到保守势力的反扑或思想太超前于社会而不被接受，最后宣告改革失败，直到迎来武力革命。幕末时代的日本面临的困境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军政府，幕府多次实行的改革均受到幕藩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的强烈抵制，高层中的守旧派与民间豪族互相联合试图阻碍历史的进程，继续维持幕藩体制，甚至于回到锁国状态。尽管幕阁内也出现了一批进步人士，但依旧不能改变幕府是当时保守势力盘踞的事实。而德川庆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执政的。

他虽然身处一个思想保守、社会落后的国家，且位居代表着旧势力的幕府高位，但没有因此受到腐化，反而励精图治，想要将日本建设成令人耳目一新的强国。为此他曾言幕藩体制已不适合于当时的日本，需要革除。他不是作为守旧的幕藩体制的维系者，而是推进国家权力集中，构建集权制国家以应对近代化发展的改革家。但他讲究过程的循序渐进，不像激进的萨摩藩提出的立即废除幕府，而是依托着幕府苍老的树干，为新生制度的细苗遮风挡雨，直至新政权成长为可以接任国家的参天大树。

庆喜是一个开明的人士，他本身也喜欢西洋文明的产物如摄像机，为此曾被人称之为“洋癖家”。他多任用新式人才而疏远思想保守的幕府众老中。身体力行的坚定改革，尤其在第二次征长战争结束后对于幕府的式微深感触动，于是倡导了“庆应军改”，加大了制度上向西方学习的力度，译制学习西方军事著作（如荷兰的《步兵操法》，美国的《火功奏式》，法国的《步兵程式》等），大力裁撤旧军增设新军，著名的法式新军“传习队”便是在此时成形的。传习队扩大招募的阶级，参军不再是武士的特权。从装备、训练方式、兵种划分都采取了西方模式。联队、大队、中队、小队的编制也在此时形成，并配有完备的军号军乐，可见西化程度之深。堪称是日本真正的第一支新式陆军。

德川庆喜不仅在技术上、制度上接受西方，思想上也是如此。由于任用新式人才为他讲学，德川庆喜是当时日本为数不多的学习了《万国公法》的政治家。因此深谙列强国家的殖民、争霸，力图在与西洋国家交涉时维护国家尊严，并希望通过利用英美法俄等国之间的矛盾为日本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强调与西方国家交涉时首先要注意守信，避免失信于外国从而给列强留下武力殖民侵略的口实。

3. 幕末时代眼光最远之人

德川庆喜是幕末时期少有的能目光所及国家，知晓世界大潮，并乐于为国效力的人物。这得益于他在少年时期接受了“水户学”中的尊王护国的思想、由青年时的见闻所养成的为民着想、并且在当政后得到了西周等进步人士的辅佐，形成了具有上承传统文化，下启西方思想的独特理念。

西周何许人也？西周（にし あまね），幕末时期的启蒙家、教育家。年幼时习儒学，后习兰学，曾受幕府派遣与榎本武扬等人留学欧洲。跟随西蒙·菲塞林学习法学、哲学、经济学、国际法等。并在当时加入共济会。通晓外国语言和礼仪，是日本当时所推崇的“和魂洋才”式人物。

西周辅佐德川庆喜时为他教授外语，讲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立法精神，使庆喜深受触动，尤以三权分立深得认可。在大政奉还前后，德川庆喜曾命西周仿照三权分立制定一套适合于日本的政法体系，并反复要求旧幕府的高级成员阅读，以此启发他们接受改革。

在幕政改革军费开支压力极大时，德川庆喜拒绝以抵押国土向列强借款的方式；为了防止日本内战演变为列强的代理战争，德川庆喜毅然拒绝了法国多次提出的出兵援助戊辰战争的建议。在家族荣誉与国家未来的抉择上德川庆喜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者，放弃了本可以打赢的战争，甘心接受敌人的处罚，实为难能可贵。

对于日本政局上的冲突，德川庆喜早已跳出守旧势力的“镇压倒幕者继续封建统治”、长州藩的“推翻旧幕府建立新幕府”、土佐藩的“公武合体维护旧制”等死循环，置身于目光短浅的政治怪圈之外，仰望未来，携手先进文明，为国家殚精竭虑。为此，德川庆喜坚信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最关键的改革期，就如蚕蛹一般脆弱，如不能化蝶便会被天敌吞食。必须维持国家的安宁稳定，不能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他才竭力调和各方势力，争取让日本和平变革。然而庆喜的顾虑却被短视的众公卿如岩仓具视之流和激进的尊攘志士如桂小五郎之辈斥责为“诡计多端”，萨长等敌对势力也误认为德川庆喜是要为幕府势力延命，反而更加坚定了倒幕的决心。

幕末时代意识到国家需要抛弃旧制度学习新思想的人并非德川庆喜一人，而有如此高瞻远瞩者属实罕见，有权势推行全国改革者少之又少，从国家层面上为之践行者更是寥寥无几。不得不说，这是命运对庆喜的眷顾，也是最终酿成悲哀的原因，造就了一代悲剧的末代君王。

4. 爱民将军

德川庆喜出身显赫，却并不反感与底层人士接触。他常混迹于市井之间，虽然称不上是与百姓平起平坐，但也算是少见的与民同乐。

庆喜体恤民众疾苦，在禁门之变后，逃窜的长州藩军纵火将京都不计其数的民居化为废墟。时任禁里御守卫总督的德川庆喜大力支持发放米粮赈灾，重建京都。

在德川家茂担任幕府将军时，德川庆喜多次劝告他要以法令的形式稳定物价，保证民生。

德川庆喜极力阻止戊辰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就包括不希望将战乱苦难带给人民；而西乡隆盛的观点正好与之相悖，认为需要用战争的痛苦唤醒民众。

鸟羽伏见之战旧幕府军战败的消息传回江户后，一时间武藏国米价暴涨。而刚刚返回江户的德川庆喜稍作休整便着手稳定江户市场，平抑物价。

江户开城前，新政府军本意武力攻取江户城。而负责与总督府谈判的陆军总裁胜海舟得到了德川庆喜的授意，只身前往新政府军大本营，以“江户城下多民居，开战则会生灵涂炭，请为民生着想”为由要求萨长停止对江户的总攻。本着同为皇国民，相煎何太急的理念，最终赢得了新政府方的认同，促成了无血开城的佳话。

庆喜不贪权势、眼光长远、心系民众、手段温和，这使他在对政府的构建和国家未来的期望上与激进的萨长新政府大相径庭。下面的内容将详谈庆喜的统一政权构想，稍微深入的探讨一下他对构建新的政府的设想，以及失败的原因。

5.庆喜维新政权构想

幕末时代藩国林立，大名割据一方，不利于推行全国统一的政策，更不利于在列强环伺的时代集中力量保卫国家，难以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制度和科技上均落后的日本如果想要在近代化中实现富国强兵，当务之急便是改变地方分权的现状，组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维新政府。日后的明治维新便是通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等一系列政策实现了中央集权。因此有人会说，可见只有明治政府才能让日本实现近代化，幕府不废除幕藩体制的改革是治标不治本。诚然，我们熟悉的历史中，的确是明治政府锐意改革完成了集权，促使日本从半殖民地国家一跃成为亚洲唯一的列强国家，也为日后亚洲人民的苦难埋下了祸根。那么现在不妨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的幕府作为，以及这位最后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真实想法，真的是对庞大的地方藩国势力视若不见、不曾考虑过废除藩制吗？

从历史渊源上来看，自应仁之乱后统一了日本的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都没能完全地解决地方势力。其统一日本的方式，也并非完全由自己控制的军力实现对列岛的全面征服，而是在己方拥有一定军力的基础上，与拉一派打一派壮大己方阵营、接受敌方降伏并将其转封的策略相结合的。所以，日本只是名义上的短暂统一，而和中央集权意义上的统一还相差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江户幕府为巩固统治，保证自己实力总能凌驾于诸藩之上，除了占据要地作为天领，分封亲藩和谱代大名之外，自1633年以来还实行了锁国制度以阻断诸藩的海外贸易、1635年推行参勤交代并在之后的二百余年里不断改进以消耗大名的财力人力。可见幕府深知巩固中央政府权力的重要性，只是没有实力直接消灭大名，转而使用削弱的方式。这些举措十分有效的巩固了幕府的统治，然而却不能应对来自外部的猛烈冲击，自黑船来航后这套制度便迅速走向了崩溃。

到江户时代即将结束时，忠实的幕臣板仓胜静、小笠原长行等人提出了一系列维护幕府权威的改革措施，希望借此延续幕府的统治并让整个日本聚于幕府将军麾下实现近代化改革。又有如小栗忠顺提出的废除诸藩建立中央政府、西周助提出的议会制度。这些想法最终得到了为政开明的德川庆喜的认可，以及汇总和改进。这便是他的维新政权构想，具体如下。

构架设想上：分为中央、地方两个层面管理。

从中央层面来看，

1.借鉴英国议会制并仿照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议政院主立法，公府主行政、大君主司法并有权负责统管议政院和公府。大君与议政院相互监督，议政院立法规范公府，公府执行议政院的法令；大君为公府制定计划目标，公府需要向大君汇报工作。以此实现了立法、司法、行政的互相牵制。虽然大君的权限很大，独断专行的机会很多，但这套政体比起传统的封建政府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并且还会在日后进一步向着合理的方向完善。

2. 三权之外，天皇作为虚君，形式任命大君和批准议政院所制定的法令。大君为实际的政府首脑。

3. 议政院分为上下两院，上院由万石以上的大名出席，下院由各藩委派一名藩士出任。

4. 公府主管行政工作，下设六大事务府，并管理军队。

5. 政府驻地在大阪。并由中央政府向各地藩国派驻官员。

在这套中央官制体系当中，政府首脑大君拥有最高行政权和军事权。并且是上院的议长、有权解散下院。有权给公府制定目标、予以赏罚。第一任由德川庆喜担任，继任者的选出方式做了模糊处理，或由选举产生或由德川家担任。未定论。

议政院的权力包括发布全国的市井令、赏罚令、违法告知；对内全国的制度、纲领、公府高割税的制定和对外外交基本法的制定；发起除军事外的事件临时评议；以及与公府的各事务府相关的条例。

公府即中央政府，下设全国、外国、国益、度支、寺社、学政事务府，并负责管理由旧旗本编成的全国守护兵。每个事务府设宰相一名，属僚数名。其中，全国事务府掌管全国的官吏人事安排、机构的出纳、以及接受诉讼；外国事务府负责与外国交涉；国益事务府即国家利益事务府，负责管理交通、通信、矿产、货币等；度支事务府负责管理公府的出纳和账目；寺社事务府负责掌管寺社奉行，再由奉行管理宗教事务。以上几个事务府均定于立即设置，而学政事务府计划于日后国家安定时再设置，负责管理教育。

天皇的权力包括形式上的钦定权；年号选定权（确定后禁止随意修改）；形式上度量衡的规定权；神、佛教的管理权（实际由寺社事务府管理）；将收取的高割税分配于军备（限山城国，实际费用由议院决定，全国事务府拨款），以及接受大名的贡品。

在地方层面，

1. 诸藩领与禁里（皇室领地）、御领（幕府领地）分治，归诸大名所有。诸藩仅有有限的行政管理权和选举出本藩议员的权力。没有立法权和军事权。

2. 江户为德川家所有。分为市中和代官领管理，与诸藩领相同，权力有限。也非维新政府所在地。

3. 山城国为皇室领地，主要用于维持皇室开支和举行祭典活动，以及接见臣民。

4. 地方诸藩受中央管制，并非幕藩体制下的割裂状态，采取先宽松后逐步收紧的过渡政策。藩权有限，多存在于纸面上。

需要注意的是，本构架方案为幕藩体制向中央集权制过渡的政府构架。并非最终版，最终版没有来得及设计。

从执行步骤上来看（部分步骤同时进行），

一．首先在幕末乱局中维护幕府权威，以统领诸藩。

二．推进公武合体，借助朝廷名分重构政府，允许公卿与武士共同参政。

三．由幕府召开大名会议，将军与大名共商国是。

四．逐步废除幕藩体制，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实现集权。

五．实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最终富国强兵。

乍一看来，上述计划中有着看似矛盾的地方，如维护幕府权威与废除幕府；也有着令人吃惊的地方，如身为幕府将军（继承人）却要废除幕府和将军制度。似乎给人的直观印象提出者应该是象征着“先进”一方的新政府提出，如果出自旧势力之首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之口总会让人感觉格格不入。实际上这正是德川庆喜的目光长远的体现，他不是旧制度的维护者，相反，他想要成为新制度的开创者。德川庆喜明白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给人一个适应的过程，否则很容易引起剧烈的抵制；新的制度的建立往往需要依靠旧的制度来产生，新的体制构成之初也不乏旧制度下的人士参与。按这一制度走下去，日本或许会成为一个近似于联邦制的国家，甚至说后来的学者会为他们的整体创造一个新的名词。可以肯定的是，如此政体下的日本比起我们所熟知的明治新政府统治下的日本，将不会有那样显著的侵略性。将不会在未来对亚洲各国或是本国人民造成令人痛惜的损失。

然而这一构想最终没有得到实现，只停留于草案阶段，原因是什么？

6.庆喜的困境

我们只从局外人的身份看到了德川庆喜出身显赫、曾风光无限、却惨遭失败、最终度过平淡余生，便对他妄言置评。但很少站在他本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没有想过他做为一个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又有过什么样的想法。

如果熟悉幕末史，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德川庆喜是一个深受周围人表面敬重也被他们从心底里厌恶的一个人：他深受水户学影响一贯敬重朝廷因而出仕幕府后遭到幕府武士们的怀疑、出任了孝明天皇委任的“禁里御守卫总督”却被众公卿怀疑是幕府派来的间谍；出身于水户藩却成为将军的行为被老中们猜忌认为是德川齐昭的阴谋；出任幕府将军维护幕府统治又招致水户藩内激进攘夷派的敌视；大政奉还后庆喜表示愿意建立新政府被却倒幕势力指责图谋不轨，不愿意与朝廷正面交锋又被佐幕势力嘲笑软弱无能；意欲推行新政却遭到幕府内既得利益者的强烈抵制，试图说服老中参与改革又被激进的革新派斥责为冥顽不灵的守旧者。

德川庆喜竭力调解敌对的双方希望避免日本人在列强眼下自相残杀，却深陷里外不是人的困境，他的苦衷又有谁知道呢？

7.盾与矛

在德川家茂担任幕府将军时，由松平庆永担任政事总裁职，松平容保担任京都守护职，德川庆喜担任将军后见职。三者合称“三役职”。将军后见职负责辅佐将军，并作为将军的指导和监督人。此时的德川庆喜锋芒初露，但主要依托着德川家茂，多借以德川家茂的名义去实施政令，使人一般难以注意到将军身后的这一智囊的存在，成功的转移了视线。在实施改革时，德川庆喜就像尖矛一样直击要害，遭到反对时，借由德川家茂名义为其掩护。虽然这样的作为时常让德川家茂感到不快，但这一时期德川庆喜的成果颇多。与此同时，被称之为“幕末天皇”的孝明天皇反对武力倒幕，提倡公武合体，与德川庆喜的观念不谋而合，也对庆喜颇为赏识，任命他为禁里御守卫总督，成为了以武力维护天子权威的矛。也曾亲自授予他象征权力和荣耀节刀，以表示信任。使朝野上下想要公开敌对德川庆喜十分困难，天子的权威在庆喜的身边形成了一道看不见的保护罩。有着德川家茂的武家护盾，孝明天皇的公家屏障，德川庆喜依托着双方的保护，成为了无人能敌的改革尖矛。

然而在1866年德川家茂和孝明天皇突然相继离世，使得德川庆喜的两大后盾几乎是同时倒塌，就此暴露在众人目光之下，身处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德川庆喜成为了幕府的首要人物，遭受的敌对陡然增多。内部的保守势力、外部的尊王攘夷派一齐将矛头指向了他，再推行改革就变得举步维艰，最终没有成功实施幕政改革。众多历史学家认为，这一系列意外变故导致幕政改革的失败是日本的转折点，倘若庆喜的维新实现，日本将会走上一条与我们今天熟知的历史截然不同的道路，吉村武彦将其称之为“未发的可能性”。意思是说历史的发展具有无数可能性和偶然性，而我们熟知的历史是顺应历史的大潮沿着无数可能性前进的一条不可折返的路。虽然社会总的发展趋势不变，但路径是多样的，我们将走过的路径称之为“历史”；那么相应的，绕开的路就是“没有发生的事情”了。“没有发生的事情”和历史学上的禁忌“如果会发生的事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举个浅显的例子，“历史”是苹果碰巧砸中牛顿引起对万有引力的思考；“没有发生的事情”是苹果不巧没有砸到牛顿；“如果会发生的事情”是苹果飞向了天空。

六．过失

那么纵观整个文章，尽是德川庆喜正面形象，他就没有过错吗？当然不会，人非圣贤，庆喜也不例外。例如他出生于高级武士家庭，理应担当起承家业，顾大局的责任。然而青年时期庆喜俨然是一名花花公子，居住江户时常带领近侍几人出入花街柳巷。不愿参与政事，对家族事业的漠不关心达到了叛逆的程度，只希望过着远离政治的生活。因此常与其父德川齐昭发生矛盾，在当时也有人评价：“（德川庆喜）最可怕之处便是毫无野心，对于名利其心清澈如朝露。”在德川家茂过世后，他不愿意继承德川宗家和将军之位，也与他的一贯风格相关。

一些比较明显的失误包括小御所会议时德川庆喜担心出席会议会被扣为人质而未参与，这是加剧朝廷对其不信任，使矛盾最终激化到爆发鸟羽伏见之战的原因之一。事实上与会者中有坚定支持他的松平庆永和山内容堂，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公卿出于厌恶岩仓具视和不愿得罪德川家的原因而偏向于在会上袒护德川庆喜。从硬件设施上来看，当时会津、桑名的精锐和幕府的一千士兵，以及负责维护治安的准军事力量新选组、见回组都驻扎在京都，这种情况下萨摩藩想要率先发难的可能性是微乎及微的。如果他在此时带领容保、定敬二人共同出席朝议，萨长想要从新政府中排除德川庆喜的计划将会泡汤，不仅会让萨长失去发动鸟羽伏见之战的名分，更是会给上文中所提到的幕府的维新政权带来一个重大的改革机遇，历史将可能会被完全改写。而德川庆喜的过度猜忌和谨慎，导致了对形势的误判，就此葬送了他的政治生涯。

个人认为，从深层的角度来看，德川庆喜最大的缺点是不愿意担负责任。事实上这种行为在很多末代君主的身上都可以看得到，而德川庆喜作为一个时代的送葬人，这一特点在其身上尤为突出。

身为德川宗家，即家族之长，开城得以自保，安度余生，却没能担负起保全家族成员的重任，最终将背负朝敌罪名、接受惩处的苦难推至了其族亲松平容保、松平定敬等人的身上，德川庆笃、德川昭武等人也险些受难。并将戊辰的战火引向了同情幕府的东北诸藩，也是他思量不足所致的悲剧。

在驻扎大阪时他多次强调避免开战却迫于将士的激愤而不得不率军上洛，随即便在途中与萨长失控的冲突时爆发了战争，而他希望通过返回江户营造出自己与战事毫无关系的假象以保全他和松平容保、松平定敬等人的政治地位，但未留下任何音信抛弃将士的做法着实欠妥，以至于幕府的阵营内随即发生了混乱，士兵对庆喜的怨恨也达到了极点。可以说，在鸟羽伏见之战前后他把军官、士兵视为了和武器装备一样平常的资源，表现出了政治家的残酷思维，事实上则忽略了官兵们的意志、情绪还有最重要的生命价值。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鸟羽伏见之战与其说他是溃败逃回江户，倒不如说是对旧幕府军中主战派将士的报复。鸟羽伏见之战的战败更是让他名誉扫地。他将这一切怪罪于主战派将士的鲁莽无谋，便独自乘船安全返回江户，有些留下不听其命的将士们自生自灭的意味。回到江户之后借此罢免了众多主战派将领如小栗忠顺等人更印证了这一点；在幕末的政局当中，他在当政之前和父兄一同受到过幕阁的责罚，担任为挽救幕府而竭尽全力的“一会桑”领导人物后也饱受猜忌，直到就任幕府将军后也备受众老中的阻挠和大奥的鄙夷。很难说在表示恭顺后德川庆喜主观上有没有要让幕阁内的反对者一起受罚破罐子破摔的想法，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但他的行为则缺失表现出了对他们的不满，可谓是无言的对抗。

然而作为实际上的旧幕府统领，这些意气用事的举动令人不齿。综合以上两点来看，以军事为统治根基的旧幕府的最高将领没有对军队、官兵们尽到应有的责任，绝对是庆喜的一大失败。

德川庆喜一厢情愿地寻求和平之道，最终却将忠心的佐幕势力推向了战乱，爆发了北越战争、会津战争等一系列的流血冲突。在诸外国眼中，明治以后的日本十分好战，斥责他们的军国主义。事实上，最初的好战萌芽就出现在明治元年的戊辰战争中。原本只需花一些时间在谈判上便能避免冲突，新政府军急功近利之心反而亲手将动乱与仇恨的病菌散播到了整个东日本。他们借攻陷上野之势，将战线扩大到了东北。西乡隆盛曾言，“国家和平了太久，人民需要战争的洗礼。”使得庆喜以和平的方式赢取发展机会的志向终究没有被明治新政府继承，从此国家被拖向了战争的深渊。

日本后世如明治、大正、昭和时代的那一部分有远见的将领若是看到挑起战争如饮鸩止渴，终将毁灭日本辛苦经营多年的基业，想要阻止却面对高呼开战的狂潮而无能为力时，多少会感受到鸟羽伏见之战前庆喜的心境吧。为了避讳而在蛰居解除后我行我素地拒绝了一切进入新政府当中任职的邀请，过起了只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闻世事，断然放弃了最后一次将日本从战争深渊中挽回的机会。这样看来，德川庆喜如父亲一样缔造了新日本，却又遗弃了这个孩子。没有将自己的信念贯彻下去，无法教育这个生性顽劣的儿子，似乎也算得上是一项过失吧。

七．总结与思考

总而言之，以往主流对德川庆喜的评价是存在错误的，可能是史料不全导致的片面结论、可能是仓促的研究所致、也或许正是萨长史观的体现。德川庆喜并非传言中那样不堪，其身上也充斥着闪光点。对他的研究需要更加深入，首先就要改变固有的印象。

德川庆喜全说系列就要结束了，最后再次声明，本系列文章是为重新审视德川庆喜这一历史人物提供新的视角，其中不乏尚未被广泛认可的观点。请以审慎的态度来观看。

老实说，在现在的社会背景下，大多数人都承受着来自学习、工作、生活的压力。人变得现实了，一切向“钱”看，这谈不上对错，只是事实罢了。然而观看文史类视频所学到的知识很难变现，当做忙碌之余的兴趣爱好似乎还不错，但，仅仅如此吗？以我而言，做德川庆喜系列的初心就是质疑权威。这一个系列做下来，并不指望观众们学到了多少，你能在有人再聊起德川庆喜时自信地加入他们的话题我就很满足了。而我想做的是，告诉我的观众、我的读者和支持者们：在读书和学习时，一定要抱着质疑的态度，包括我的作品。能独立思考自我钻研，切记不要一股脑地把书本内容灌下去。有人会问那我本来就不熟悉这些内容怎么分辨事实和谣传啊？没关系，谁都是从零起步的。从入门级作品看起，循序渐进的阅读一些研究著作、多请教相关学者，总结他们的观点并比较异同，相信你一定会有收获。能为你提供一个新的感受生活的态度，能提醒你在百般忙碌时也不要放弃自己的思考，就是我最终的目的。

读幕末史，或者说学习所有的历史，乐趣不仅在于领略跌宕起伏的历史本身，更在于透过表象看本质的思考过程，还有那破除谣言寻找真相的快感。就像淘金一样，最终亲手从时代的黄沙中挖掘出珍贵的宝藏。

很多大众对某些历史事件上的误区，可能就起源于那么一两个人的信口胡言，罔顾事实用自己的理解阐释并不熟悉的内容，贻害无穷！相信各位都能列举出来几个例子。所以，切莫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切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当然，日后我还会继续创作新的文章、依旧做不能变现的历史视频，依旧在这片尚有余温的历史灰烬中寻宝。因为这是我的兴趣，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如有意见，欢迎提出。如有批评，敬请指出。由衷的感谢各位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下一个系列见！

参考资料：

1. [英]萨道义，《明治维新亲历记》

2. [日]德川庆喜、涩泽荣一，《昔梦会笔记》

3. [日]西周，《议题草案》

4. [日]吉村武彦，《岩波日本史》

5. [日]野口武彦，《幕府步兵队》

6. [日]石井孝，《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

德川家禛

202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