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大下岗还会重来吗?中国两轮改革的小政府化趋势及反弹(ZT)


人人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立宣言》;

这是一种被称为美国梦的东西。

2012年11月29日,中国也提出了自己的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

个人权力与国家富强具有因果关系。

美国梦立足于个人权力,中国梦立足于国家富强(群体效率)。

美国梦立足于富强之缘由,中国梦立足于富强之结果,然而因果相依,无因何来果。

两者共同指向同一结果,人人幸福与国家富强,微观组成宏观。

01

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没有人将个人自由理解为绝对自由,个人自由是法制之下的自由。

人性自利,其可以通过提升个人劳动效率提升回报,却也可以通过掠夺他人劳动果实获取更好的回报,而对别人劳动果实的抢夺,显然是侵犯了别人的生命自由与幸福。

好的法律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确认自由之边界,保护个人劳动之成果,遏制非劳动参与分配的能力,驱动个人自由契合群体效率,推动社会富强。

而坏的法律,却会鼓励部分阶层脱离劳动而以其他手段参与分配。少数人的跨越边界的自由不再符合群体效率,进而破坏群体效率,驱使整个国家变穷。

02

长时间看,社会进步源于如何保护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

这句话听起来貌似有点虚,然而里面却隐藏着历史的脉络。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演变过程中,是向大多数人阶层逐步让渡利益的过程,也是阻挡群体效率的因素逐步被抹杀的过程。

奴隶——佃户——产业工人,是多数人阶层处境得到一定改善的过程。

自历史看,向多数人让渡利益实现过程虽然波折,却不可阻挡,不能保护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一切因素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化尘。

但让渡利益的过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有倒逼改革的过程,有碾压化尘的过程,却总在历史的周期循环中螺旋式上升。

或者会慢,也会有倒退,但拉长时间看,方向既定。

03

工业的催化下,现代人的生活节奏极快,现代社会的进化速度也极快,国家之间依存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一个两百年前的人恐怕很难设想到人类社会现在的发展程度。

倒逼改革的进程也在加快。

对两百年前的集权制政府来说,关注的重点莫过于建立一套官僚制度,把控社会,再从民间征收足够的税收,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

改革的动力无非是官僚体系扩展,民间再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税收收入,以至于矛盾迸发,进而倒逼改革或改朝换代。

少了对外依存的压力,改革周期极长,长达百年。

而现代国家之间的依存度已使得世界范围内没有真空地带,这会多倍化的放大内部问题,外部依赖已不会留给内部问题缓慢应对的时间。

国家内部问题一旦迸发,倒逼改革的节奏就明显加快。

例如委内瑞拉,对外依存之下,无需几年形势已骤然恶化,已错过了改革的时间窗口,只剩下阻碍因素被碾压化尘的选项。

04

在1929年美国大萧条之前的繁荣期,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

新机器、更有效率的生产方法和合作把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而汽车业提高了三倍以上,大企业通过各种垄断、兼并维持高价格,将其转化为红利,资本扩张和高管的奖金。

只有很少的部分给了普通劳动者,这个结果就是巨大的贫富悬殊和消费不足。

高额储蓄率(美国也有过高额储蓄时期)和高额贷款,推动了投资过剩和货币超发。

然而,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高储蓄带来了高投资,高投资带来了高产能,却并没有与之匹配的消费。

大量资金开始进入股市空转追寻收益,带来了一场资本狂欢。

狂欢过后,满地萧瑟,这是美国大萧条。

1932年罗斯福和胡佛的总统竞选,在美国大萧条背景下展开,这是罗斯福的第一次竞选,是胡佛的连任竞选。

罗斯福认为,有两种繁荣理论:”一种是试图让富人更富,希望多少有些好处滴落到普通人的身上;而我主张“让平庸之辈能够舒适而安全,那么,他们的繁荣就会像酵母一样让所有阶层的人都蒸蒸日上。”

罗斯福新政的主旨是促进消费、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禁止童工,强化劳资双方集体议价,减少竞争性浪费,制定最低限价。

提出为下一次崩溃设立保险,建立养老和失业保险,控制产品过剩,与其他国家订立互惠贸易协定,政府允诺“撤出私人企业的所有领域,除了对发展符合共同利益的公共工程和自然资源来说必不可少的领域之外。“

罗斯福对大众阶层让渡了更多的利益,并最终当选为总统。

而对大众阶层得利益让渡又变成美国强大的根本。

05

中国,1978年,经历十年浩劫后,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温饱没有解决、科技教育落后,计划经济弊端显现。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倒逼改革,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放开个体私营经济,第一轮小政府化。

税收占比GDP比例由1978年14.2%下降至1980年为12.6%,政府收入比例减少自然代表着更多的利益让渡于私人部门。

改革开放后,经济活力得到激发,伴随着经济活力的上升,大政府化趋势又有所反弹,税收占比GDP比例由1980年的12.6%又反弹至1985年的22.5%。

改开后,受私营经济冲击,大量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持续亏损,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全国又掀起一轮加速投资高潮,大量信贷资源流向国有亏损部门,三角债频发,过热投资导致通胀率攀升。

大量企业亏损,税收基础大受影响,1990年开始,财政赤字问题逐渐严重,又引发了第二次倒逼改革,第二轮小政府化。

94年汇改后,中国汇率一次性大幅贬值近半,开始抢夺外需,95年中国GDP大幅增长,但税收占比反而下降。94-96年间,税收占比GDP一路下滑。

在国家甩包袱过程中,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弱势群体的负担。国有企业下岗潮也造成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动荡。

而住房市场商品化改革、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人民币一次性贬值等分别着力在抢夺外需和投资拉动,虽然推动了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但也留下了隐患,消费从未被摆上主要位置,问题被高速经济发展掩盖。

与美国20年代一样,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普通劳动者并未能同步分享繁荣期的财富增长,形成了巨大的贫富悬殊,进而导致消费不足。

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1997年之后,小政府化趋势再次中止,重又掉头走向大政府化。税收占比GDP比例一路攀升。

2000年12.77%,2010年19.45%,十年间攀升6.68个百分点。

历史总在螺旋式前进。

06

伴随着中国长期高额顺差而来的,是贸易争端的强化,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中,中国一再强调会扩大进口,并于2018年10月设立首个国家级进口博览会。 

增加进口具有对经济的拖累作用,中国国家级进口博览会是对外部争端增多做出的善意回应。

非常明显的预期是,中国扩大进口会带来对净出口的打压,外需拉动经济势必熄火。

投资,国企又再次积累了大量债务,负债已超过一百万亿。

内需,居民收入占比GDP仅有四成,却还要负担高额房价,内需萎靡不振。

现在的情况与90年代已有显著不同,朱镕基总理当年立足于对外抢夺外需,对内刺激投资,当年居民负债极少,内需也有潜力可挖。

现时三驾马车已无处挖掘潜力,只剩下了改革,情形更像78年。

改革从来不会自发,只能倒逼,舒舒服服过日子的时候,那只是个隔靴搔痒的闲词。

3月24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出席2019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中提到,受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实施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今年财政收入增速将有所放缓,而财政支出刚性较强,收支平衡压力较大。2019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负担近2万亿元,我们筹措了超过1万亿资金来解决减税降费带来的困难。

还有一万亿的缺口呢?如何解决?

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经常换个马甲重复;

解决问题的手段也不会是简单的重复,也会换个马甲重复。

然而无论马甲怎么换,新一轮的小政府化也只能在路上。

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50%,倒逼改革的进程也在加快。

而负债百万亿的国企,或将是最先遭受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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